2006年2月16日，阎俊先生溘然长逝时，天幕低垂，整个城市格外清冷，窗外的寒枝正凝着霜华。而今二十载春秋已过，每当我展读先生留给我的手泽遗墨，那清癯的面容仍宛在眼前，温和的声腔依然萦绕于耳畔。值此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缅怀恩师，将我在先生门下受教的一些经历略述如后，以此来追怀这位在时代洪流中始终坚守本真的书坛巨擘。
迎着朝阳坚持晨练是阎俊先生每天的必修课
治学之路的明灯
阎俊，字华亭，号乐山斋，1925年11月8日生于山西交城县晋商世家。抗日战争时期，其父慷慨解囊，资助青年学生赴前线参加抗战。先生13岁时，经人引荐，叩拜了世居山西的书法大家赵铁山先生。赵铁山是我国近代书法名家，是名重一时的硕儒，倾其一生治学，以四体皆精而影响至巨。康有为曾赞其作品为“华北第一杆笔”，又有“大江以北无出其右”之誉。当时江南一带吴昌硕执书法界牛耳，世人并誉为“南吴北赵”。赵铁山亦是著名的爱国书法家，抗日战争时期，坚决不当“日伪维持会长”，拒不给敌伪书写片纸只字。在赵铁山避地山区，隐居斗室之时，阎俊先生能有机会向这位有着民族气节的书法大家学习，实为幸事。这难得的机缘，恰是先生治学道路上的一盏明灯。自此，先生受铁山师碑学书法教育，由唐碑欧、褚入手，上溯魏碑，兼习秦篆、汉隶，走上了碑学正途。铁山先生曾在其字课上授笺云：“不要间断，不要求快，将来成就岂可限量。”
先生继承铁山家学，孜孜不倦，笔耕不辍，却从不以门第自矜。常言道：“师迹更要师心。”阎先生早年临摹双钩赵铁山书体，但注重师造化而知其变化，形神而能入化，毫无媚俗趋时之感，其书法因此更具耐人寻味之处。经多年潜心砥砺、辛勤耕耘，其作品日渐成熟，逐步形成了厚重蕴藉、流畅严谨的独特风格。
1995年,阎俊先生与爱妻连荫兰女士在太原迎泽公园牡丹园赏花
1949年太原解放后，先生先后在山西省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工作，至1986年退休。他曾加入省、市书法协会及中国书法家协会，并受聘于山西财经学院、山西教育学院、山西老年大学、太原大学、太原师专等单位教授书法。1980年以来，先生先后参加全国第二届书法展、全国储蓄书法展、全国首届老同志书法展、中日书法家百人展以及省、市历届大型书法展。其作品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内许多文化机构、博物馆收藏，日本国家博物院曾收藏其7幅作品，山西博物院也曾一次收藏其作品40余幅。在山西晋商博物院（原督军府）内，常年展出先生的篆、隶、楷、金文四体书法作品。先生的碑刻、匾额、楹联亦遍及大江南北，华北黄河一带更不胜枚举。先生之作独擎一帜，蜚声寰宇。
国学大师、书法大家姚奠中先生云：“阎俊同志临池之功十分深厚，所摹金石碑帖，不独形体逼真，亦复气韵生动。”古文字学家张颔先生曰：“阎俊书法，工力沉实，毫不浮华。观其历年辛勤摹抚之迹，可见斯人。余甚感当前一些空无根柢，徒虚拟声色，强弄笔墨，期用见大人，而攫取名利，比诸阎君，当愧千万。”山西师大柴建国教授将阎俊先生的书法收入其专著《山西书法通鉴》，谓其书法“功深势足，气韵饱满，非普通书家可望其项背也”。
师者如兰的馨香
我与阎俊先生相识于20世纪70年代末。先生是一位令人敬佩又倍感亲切的老师，知书识礼，温文儒雅，斯文而不失谨慎谦卑，颇有古代文士风范。彼时我家住解放路，离阎先生家甚近，在篆字上遇到难题，我便登门讨教。先生每次都认真审看我的作品，逐字逐句，不遗余力。有时经查字典仍难确定个别字时，他便推荐我请教张颔先生，绝无半点“好为人师”的矜持。他重《说文解字》，求精微准确的治学精神，令我深为钦佩。有一次，省里举办书法展，他发现我作品中有一错字，便悄悄告知，既照顾了我的自尊，又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种严格认真与对学生的关爱温厚，完美地体现在他身上。他告诉我：古人论治学需才、胆、识、力，四者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写篆书不能有错字，那就要在“识”上下功夫。每个文字都有其特定含义，若弄不清造字的基本内涵，书写时便会出差错。唯有“识”，方能辨明是非，是非明则取舍定，不能随世人脚跟，亦不随古人脚跟。可见，“识”对篆书学习成就之大小，起着决定性作用。
先生淡泊名利，为人谦逊。2005年，上海书画出版社邀我为《书法教学丛书·篆书练习》撰写书稿，内容以《石鼓文》及《泰山刻石》为范本，其中需设“名家临摹创作作品简析”一节。我想此书面向全国，何不将我省书法家介绍其中，遂将赵铁山、张颔、水既生、李元茂诸位先生均列于内。当我请先生提供有关资料和作品时，他诚恳地说：“我未曾在此处下过功夫，该如何表达呢？”遂婉言谢绝。另有一次，省里举办书法展，市里需遴选数十位书家作品，我请先生出一幅作品。先生说：“选送作品既有限额，我便不参与了，让年轻人上吧。”先生这等谦让隐退、不计名利之举，至今历历在目，无不彰显其朴素而谦卑的高贵品质。
博物馆研究员吴连城先生曾为阎俊先生作诗云：“常赵风流继友人，北碑在手问华亭，书坛今日喧嚣者，尽是孙山落后身。”当代天津书法家余明善先生云：“华亭先生双钩赵君铁山篆隶墨迹多种，精细入微，神采毕露，以视随轩蓬莱何多让焉。”并赠诗云：“汪汪叔度千倾量，人海深藏独敬诚。二李邓吴都不见，薪传端在老先生。”阎俊先生真正继承了铁山风骨，不仅继其四体书艺，更承其松柏气节，德艺双馨，一脉相承。
不言而教的境界
我最后一次拜访先生，是在2005年腊月，寒风裹挟着飞雪。在山大一院的病榻前，先生虚弱地躺在床上，由其长女守护。见我来，先生面带笑容，神志十分清醒。他执手嘱托：“你在篆书方面很有成绩，山西的篆书发展，你要传承好。”先生平日言语不多，而这次凝重而有力的话语，至今烙刻于我的记忆中。这让我真正理解了，先生在长达三十年的持续关注中，用笔墨代替了千言万语，为我传递了一位真正艺术家的胸襟——真正的成就，在于让所学在他人的生命中继续生长。
回溯1992年6月，我应邀赴深圳博物馆举办个人书法篆刻展，先生为我书写了“足行万里书万卷，尝拟雄心胜丈夫”的条幅，借用清代天文学家王贞仪的诗句来勉励我坚定与男性比肩、不让须眉的志向。2000年2月，我的第一本《沈晓英作品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市文联、市书协联合为我召开了作品首发式暨研讨会，阎俊先生亦出席。会后，他用楷书为我题写一联：“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落款中写道：“喜读沈晓英同志书法篆刻作品集，欣然书王荆公诗句以表敬意。”我深知这是鼓励，却也颇为汗颜。2002年仲秋，我往拜先生，先生取出两幅作品相赠。一为汉篆对联，联云：“研图注篆能通金石古文字，枕经藉史多识前言往训辞。”此乃先生于篆书创作中积累之经验，亦垂鉴后学，应重视并识读历代碑刻，勉励我惟有如此，方能在篆书创作中精准把握字形演变之规律。另一为横幅楷书，内容为：“孙中山先生曰：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先生以此激励我在人生挫折之际，须有坚韧不拔之心，方能最终有成。
彼时，像先生这样声望日隆的书法前辈，其作品在社会上已难求得，具有相当价值。然先生从不向我谈及这些，他只以笔墨代言，每一次挥毫，皆是将无形的鼓励凝结为有形的艺术。这让我忆起《论语》中“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智慧——真正的教化，常不在言语之多寡，而在行动之真诚。此等“不言而教”之境界，恰恰在阎俊先生身上，真正体现出中国传统教育中最深微、最珍贵的品德。每当我展开先生所赠书法作品，看到的不仅是笔墨之韵律，更是一种人格之镜像。这无声的教诲，是我艺术道路上恒久的灯塔。这或许正是传统文化最动人之处——它从来不只是关于技艺的传授，而是通过技艺，完成生命之间的相互照亮。
在纪念阎俊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追忆与先生的书墨往事，回望这位书坛巨擘、铁山传人阎俊先生，走进其心灵世界，重抚其手泽遗墨，依然感到温润的光泽。他们这代人，寄托于笔墨的，不仅是艺术追求，更是文化存续的担当。先生的“守正”，带着文明传承的自觉；先生的“创新”，含着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相较于时下某些追逐展厅效应、热衷形式炫技的风气，有些人将书法视为追求名利的工具，更有甚者，在宣纸上胡涂乱抹，亵渎中国文字，却美其名曰“创新”。观先生那代人所经历、所追求的，与当今某些书法人何其不同？回顾他们，正是要走进他们。他们的价值在于，始终将书法视为养心之道，而非炫技之器。“人海深藏独敬诚”或许正是此问题的终极答案——唯有对传统保持敬畏，对艺术怀抱赤诚，方能在喧嚣人海中，守护书法文化那片永恒的精神净土。（沈晓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