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从未有一场战争如十四年抗战（1931-1945）般，在民族精神肌体上留下如此深刻、持久且独特的烙印。这场关乎存亡绝续的殊死抗争，不仅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抵御外侮的长城，更在精神层面完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度锻造。其价值远非止于胜利本身，而在于它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铸就了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丰碑。
一、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从“自在”到“自为”的历史性飞跃抗战前夜的中华大地，虽共享悠久文明，但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尚处朦胧阶段。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曾痛感中国民众犹如“一盘散沙”。然而，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碎“东亚共荣”的伪善面具，将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悬于每个中国人头顶时，沉睡的民族巨人骤然惊醒。
（一）空间弥合：打破地域藩篱的共同体认同抗战洪流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垮了地域隔阂。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间的浴血奋战、淞沪会战中各方力量的殊死抵抗、八路军在太行山区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争，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命运紧密相连。历史学家顾颉刚于1939年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疾呼“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成为时代最强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生跨越湘黔滇三省，徒步三千五百里南迁昆明，在烽火中弦歌不辍；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逾千人牺牲在滇缅公路；四川（含重庆）出征军人及壮丁约300万，足迹遍布各主要战场。空间距离在共同命运面前消解，地域身份让位于统一的民族身份，“中国人”成为最核心的认同标签。
（二）历史接续：激活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抗战将民族历史记忆中的英雄谱系重新激活并赋予时代意义。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戚继光抗倭的事迹，被广泛用于宣传动员，成为激励士气的强大精神图腾。这种接续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传统忠义观、气节观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保家卫国）的创造性融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引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古训，阐述抗战的正义性。历史不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当下抗争的精神源泉和合法性依据。
（三）主体下沉：从精英话语到全民共识的深化“中华民族”概念首次从知识精英的书斋和政客的宣言，真正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市井街巷。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民抗战”路线，推动了民族意识的普及。无论是延安及敌后根据地的农民积极参与生产与支前、大后方工厂工人加紧生产支援前线、沦陷区青年学生投身地下抵抗，还是海外华侨踊跃捐款捐物，都以各自的方式体认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刻含义。民族意识完成了从少数精英的“自在”状态到广大国民的“自为”状态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现代民族国家最坚实的精神地基。
二、牺牲精神的现代升华：从传统道义到公民责任的范式转换中华民族素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道德传统。然而，抗战中的牺牲精神，在规模、自觉性与精神内涵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完成了从传统伦理范畴向现代公民责任的范式转换。
（一）主体扩展：平民英雄主义的史诗书写抗战的牺牲主体，不再局限于历史上的少数忠臣义士，而是亿万普通民众。台儿庄战役中守军官兵浴血奋战，狼牙山五壮士纵身跳崖，马本斋之母白文冠绝食殉国，四行仓库“八百壮士”浴血四昼夜。这些不再是史书上抽象的符号，而是千千万万有名或无名的普通人。他们的牺牲，彰显了平民英雄主义的磅礴力量。
（二）精神自觉：基于民族认同的理性选择这种牺牲超越了传统“忠君”思想的局限，也不同于被动的、盲目的赴死。它源于对民族危亡的清醒认知和对同胞生命的深切关怀，是一种基于高度民族认同和公民意识的理性选择。《义勇军进行曲》发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呐喊，这“长城”所捍卫的，是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每一个同胞的生存权。牺牲精神由此升华为现代公民对民族共同体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三）价值重构：个体生命与国家命运的深刻连接抗战将个体生命的价值前所未有地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捆绑。个人的牺牲被赋予了崇高的集体意义和国家意义，“为国捐躯”成为最高价值的体现。这不仅极大地激发了战斗意志和凝聚力，也深刻地重塑了中国人的生死观和价值观，使顾炎武所言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血与火的淬炼中获得了最鲜活的现代诠释和最广泛的社会实践。无数志士仁人的家书、遗言，如吉鸿昌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三、文化自信的浴火重生：在毁灭与抗争中的凤凰涅槃日本侵略者深谙“欲亡其国，先灭其史”之理，对中华文化进行了系统性、毁灭性的打击。1937年南开大学遭日军轰炸，校园几成废墟；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及其东方图书馆被炸，数十万册珍贵典籍化为灰烬；战时中国大量文物古迹遭劫掠破坏。然而，正是这场空前的文化浩劫，反而激发出民族文化强大的韧性和创造力，使其在毁灭与抗争中浴火重生，实现了文化自信的深度锻造。
（一）文化抵抗：批判与坚守的双重变奏面对侵略者的文化殖民和精神奴役，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界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抵抗。这种抵抗呈现双重维度。一是批判性抵抗：揭露侵略者的野蛮本质及其文化奴役政策的虚伪性。鲁迅后期杂文如《且介亭杂文》集中的篇章，犀利批判时弊与奴化思想；郭沫若创作历史剧《屈原》，借古讽今，抨击黑暗，鼓舞斗志；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深刻描绘沦陷区生活，剖析民族性格，唤醒民众。二是坚守性抵抗：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保存、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精华。故宫博物院等机构组织文物南迁、西运，历时十余年，行程万里，基本完整保存了国宝精华；中央研究院、各高校内迁，学者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众化文艺运动和教育普及工作。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阐述了党的文艺方针，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对战时及战后文化发展影响深远。
（二）价值重估：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融合抗战迫使国人重新审视自身文化传统，在批判糟粕（如部分民众中存在的麻木、散漫等）的同时，深入挖掘和弘扬其中的精华（如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团结互助等）。哲学家冯友兰在颠沛流离中著述《新理学》，尝试构建融合中西的哲学体系；熊十力在困厄中完成《新唯识论》等著作，彰显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贺麟等学者提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探索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这种重估并非简单的“复古”或“全盘西化”，而是在民族存亡关头，对文化价值进行深刻反思和创造性转化。
（三）形式创新：民族气魄与世界视野的交响抗战催生了大量具有强烈民族精神和时代气息的文化艺术杰作，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实现了创新。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以磅礴气势歌颂民族精神，成为音乐史诗；徐悲鸿创作《奔马图》等作品，寓意民族奋进精神；蒋兆和的巨幅画卷《流民图》深刻描绘战争苦难与民族坚韧；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等机构推出的新歌剧《白毛女》等，融合民间艺术与革命内容，深受群众欢迎。这些创新实践，既根植于民族土壤，又具有开放视野，增强了民族文化的表现力、感染力和自信心。
四、政治认同的深刻整合：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奠基礼抗战前，中国社会深陷军阀割据、党派纷争、阶级矛盾的泥潭，国家认同脆弱。民族危亡的严峻现实，迫使国内各种政治力量超越歧见，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整合，为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形成举行了庄严的奠基礼。
（一）统一战线：超越党派歧见的民族共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正式形成），是中华民族政治史上的重大转折。尽管合作中存在摩擦甚至冲突，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训在民族大义面前焕发新生。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初期在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如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取得的平型关战斗胜利，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气焰。这一格局，使“中华民族利益至上”成为超越党派、阶级的最高政治原则，至少在形式上和法律上得到确认。
（二）国家观念：统一政治实体的深入人心抗战使“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独立、不可分割的政治实体的观念，前所未有地深入人心。无论是国民政府的正面战场组织的多次会战，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开展的游击战争；无论是大后方军民坚持抗战与建设，还是沦陷区民众各种形式的反抗；无论是国内军民，还是海外侨胞的支援，其目标都是为“中国”的生存与独立而战。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抗战的血火熔炉中得到了政治层面的空前强化和巩固。分散的地域认同、族群认同在共同敌人面前，加速整合于统一的国家认同之下。
（三）动员能力：现代国家治理的初步实践为应对持久战争，国民政府在大后方（如重庆）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尝试，如征兵、征粮、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其中“工合”（工业合作社）运动在安置难民、生产军需民用物资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则进行了深入的社会改革（如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推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和广泛的民众动员，积累了丰富的组织和管理经验。这些实践，尽管存在诸多局限和问题，但客观上是对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动员模式的重要探索，为战后国家建设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五、国际观的历史性重塑：从屈辱客体到自主主体的转折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长期与“东亚病夫”、“一盘散沙”的屈辱标签相连。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以其巨大的牺牲和坚韧的抵抗，彻底扭转了这种形象，重塑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民族心理。
（一）独立担当：赢得世界尊重的艰苦卓绝中国在极其孤立和困难的条件下，独自全面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达四年之久（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钳制了日本大量陆军主力，打破了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最终形成及战略调整争取了宝贵时间。中国军民在极其恶劣条件下进行的顽强抵抗（如淞沪、武汉、长沙会战等），付出了巨大牺牲，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尊敬。时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的约瑟夫・史迪威曾对中国士兵的坚韧和战斗力表示肯定。这种独立担当的勇气和韧性，显著洗刷了近代以来的民族屈辱感。
（二）大国地位：参与构建国际新秩序抗战后期，中国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成员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1942），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45）。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直接支援盟军。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1943），讨论对日作战及战后安排，并发表《开罗宣言》。这些事件标志着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开始从被欺凌、被主宰的客体，向具有发言权和影响力的大国转变。这种大国地位的初步确立，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三）国际视野：民族复兴的全球坐标抗战的全球背景（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战时与盟国及国际社会的广泛联系（如获得苏、美等国的有限援助、海外华侨的全力支持），极大地拓展了国人的国际视野。人们认识到，中国的命运与世界反法西斯事业息息相关，民族的未来必须在全球格局中定位。这种开阔的国际观，为战后中国寻求融入国际社会、争取和平发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抗战精神中蕴含的追求和平正义、反对侵略战争的价值观，也成为中华民族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精神资源。
抗日战争的血色硝烟虽已散去，但它所锻造的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空前觉醒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升华至公民责任的牺牲精神、浴火重生的文化自信、高度整合的国家认同、以及重塑的大国担当意识——已如磐石般嵌入民族精神的基因图谱，成为一座永恒的价值丰碑。这座丰碑的价值历久弥新：它是民族危亡时刻的定海神针：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如1998年抗洪、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和突发公共危机（如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防控）时，抗战所淬炼出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舍生忘死、共克时艰的精神，总能被迅速唤起并迸发出强大力量。它是民族复兴征程的精神引擎：在科技攻关（如“两弹一星”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应对复杂国际挑战的过程中，抗战精神所蕴含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意志品质，始终是激励中国人民勇攀高峰的强大动力。
它是塑造民族未来的价值基石：抗战精神深刻启示我们，民族复兴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富足，更是精神层面的挺立与价值自信的确立。它所高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对和平、正义、独立、自由的追求，是中华民族面向未来、致力于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核心价值支撑。
抗战的烽火，不仅是一场关乎国家存亡的军事胜利，更是一次深刻塑造民族灵魂的精神涅槃。它所熔铸的精神价值，已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空，成为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永恒基因，照亮着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也必将指引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自强、开放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份在血与火中淬炼而成的独特价值，是历史留给中华民族最珍贵的遗产，也是我们面向未来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作者：金瑶 张淦 作者金瑶系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湘潭大学基地研究员、湘潭大学宣传部副部长；作者张淦系湘潭大学宣传部干事）
